井泉首先向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强烈地震的遇难人员表示哀悼，并表示，中菲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51年来，中菲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主流。中国驻菲使馆一直致力于增进两国相互理解，深化友谊与合作，积极推动政治对话、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愿与菲律宾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希望广大华侨华人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中菲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以综治中心为枢纽，以村（社区）调委会为基础，南阳镇联动综合执法队、司法所、派出所、乡村建设综合保障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齐抓共管治理格局。组建由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构成的“法治先锋”服务队，联动镇精防医生及专业社工成立心理咨询及疏导团队，吸纳政治素质高、熟悉村情民情的热心群众、志愿力量加入矛盾纠纷调处队伍，组织网格员常态化走村入户，精准捕捉矛盾纠纷隐患苗头信号，推动纠纷调处工作从被动响应向源头预防转变。

聚焦全域覆盖、精准服务，南阳镇将全镇村（社区）精准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吸纳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党员骨干、村民组长等力量充实网格力量，实现定格、定人、定责、定事，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理网络。严格落实网格常态巡查、隐患排查上报、分级研判调度、突发应急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整合网格巡查、群众来访、上级交办等各类信息，健全网格、村级、镇级三级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中心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模式，确保每一起纠纷有人盯、隐患有人管，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推行矛盾纠纷及风险隐患分级分类处置机制，实行一般纠纷村级初调、复杂纠纷片区联调、疑难矛盾中心攻坚工作模式。建立“接诊—分诊—会诊—开方—回访”闭环工作流程，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对已化解矛盾纠纷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未化解疑难矛盾组建专班靶向攻坚，全力实现事了、人和、心暖。

南阳大鼓是当地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每逢丰收节庆、庙会集会以及婚嫁寿宴、升学乔迁等喜事，敲鼓贺喜蔚然成风。南阳镇将法治宣传融入民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法律知识，让群众在沉浸式文化体验中浸润法治理念。在南阳市场附近，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碑留存至今，碑文镌刻“不得短斤少两、不得哄抬市价”等诚信经营准则。南阳镇以古碑为载体，绕碑建亭、以碑传德，打造诚信文化长廊、诚信书吧、诚信墙等宣传阵地，将诚信理念纳入村规民约，融入日常法治教育，以文化润乡风、以明德淳民风。发挥本土能人作用，将政策条文转化为乡土方言、通俗白话，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流动宣讲。推动线下村民议事与线上数字治理深度融合，线下汇聚民意智慧、共商发展路径；线上搭建“云端议事厅”，在外务工群众通过手机就能参与村务议事、建言献策，真正实现人在他乡、心系家乡、共建家乡。依托文明积分超市，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性循环。

2025年8月30日，对马来西亚华裔青年谭家耀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跨越山海，开启了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从小，他就在长辈的口口相传中认识中国。而舞狮、舞龙的学习，更像一扇窗，让他愈发了解中华文化。在他眼里，它们不仅是体育项目，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回顾这一年的生活，他表示收获满满。课堂上，他潜心求知；课后，他骑行穿梭于城市街巷，在旅途中探索中国。一路走来，他追逐着自己的“体育梦”，也感受着作为华裔那份深植于血脉的“中国情”。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宫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毗邻三峡大坝的宜昌许家冲村，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蓉告诉记者，村里地少人多，资源稀缺，以前村民靠务农为生。近年来，村委会带领村民投身生活污水、垃圾统筹治理等工作，环境好起来，游客也多起来。村里修建了公园、观景步道，村民们吃上“旅游饭”，家门口种上绣球花，人均年收入比五年前翻了一番。一到节假日，“江景房”民宿一房难求。

首先，制度前提和正当性基础不同。美国辩诉交易建立在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成本极高、案件严重积压的现实之上，本质是“利益交换”，法官通常只进行形式审查。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绝不允许以认罪认罚来换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的顺利处理。它的正当性，建立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双重基础之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

当前，轻罪案件占比超80%，此类案件行为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若一律起诉判刑，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会给当事人贴犯罪标签，引发次生矛盾。扩大起诉裁量权、完善程序出罪，并非放弃惩罚，而是通过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方式分流案件，集中资源办理重罪，同时以赔礼道歉、退赃退赔等方式修复社会关系，避免标签效应，促进行为人回归社会。

胡铭：刑诉法修改应从五方面体现：一是扩大不起诉范围，完善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条款；二是在总则中确立修复性司法原则，将被害人谅解、退赃退赔等纳入起诉裁量考量；三是完善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衔接；四是强化起诉裁量权监督，健全听证、救济、评查制度；五是构建程序出罪与行政处罚、社区服务的衔接体系，形成梯度责任机制。

对此，刑事司法必须积极回应：第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剥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惩戒措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以算法治理为名，行实质处罚之实。第二，划定算法权力边界。对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算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纳入刑法规制视野。第三，强化程序法定。涉及重大权利处分的，应当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申诉、司法审查的权利，杜绝“算法一言堂”。第四，推动算法透明与可解释性，防范算法歧视演变为系统性不公。

再次，必须严防技术应用导致司法责任模糊化。实践中可能出现“算法建议如此，责任不在我”的推诿心态，对此必须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一是无论是否采纳AI建议，最终办案结果均由承办检察官、法官承担司法责任，算法不替代、不减轻、不免除人的责任；二是推动算法可解释、可追溯、可监督，防止“黑箱算法”；三是建立算法偏差纠错机制，及时纠正数据偏见、规则漏洞；四是严禁以技术为名简化程序、剥夺权利，不能突破程序正义底线，不能削弱庭审实质化。